从“失学少年”到“失足青年”的生成与治理——农村教育贫困的一种文化学解释
摘要:借鉴并改造刘易斯的“贫困文化论”理论框架，尝试从社会文化、学校文化、家庭文化和个体文化等四个维度对农村教育贫困问题进行文化学解释。在此基础上以某“诈骗乡”为个案开展教育调查发现:社会文化的“江湖”化会造成学校内部反学校文化膨胀，加上家庭文化中“读书无用”和“读书无望”心态并存，个体在就学中容易倾向于短期投机行为，在初中阶段产生大量“失学少年”，并在不良社会文化的浸染下容易参与集体投机诈骗行动，成为“失足青年”。新时代精准治理农村教育贫困问题，一方面要精准识别农村教育贫困对象和文化根源，尤其要净化教育外部环境;另一方面要综合考虑文化与政策的因素，引导目标群体产生良性教育文化和生活方式。
关键词:“失学少年”;“失足青年”;农村教育贫困;文化学解释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关于中国农村教育贫困问题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当前对于农村青少年辍学、“读书无用论”等问题的研究很丰富。目前中央大力推进的精准扶贫已经接近攻坚战之际，教育精准扶贫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客观上要求相关研究更深入，为解决农村教育贫困乃至于整体意义上的农村贫困问题提供更为精准的参考。关于该领域的研究具有跨学科特征，概括起来主要可分为两种:一种偏重于教育学解释，另一种偏重于政策学解释。
教育学解释首先关注的是如何界定教育贫困，研究界通常以每个学生拥有的教育资源(生均经费、师资水平、课程等)来界定—“国家和个人不能对教育提供足够支持，具体表现在教育经费的短缺，教育设施的落后，教育内容的不切实际，以及大众对教育的冷漠”[1]。而更多的研究关注农村教育贫困的显性表现尤其是农村留守儿童教育或农村青少年失学、辍学问题:如邬志辉等对全国10个省市接近万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留守儿童进行实证调查发现，留守儿童在身体生长发育、教育监管方面皆弱于非留守儿童[2];段成荣等人通过实证调查发现无论是在学前儿童入园率、九年制义务教育完成率、高中净入学率等方面，农村留守儿童都与全国平均值差距较大[3];也有研究探索农村初中生辍学的原因，发现自愿性辍学率的升高已成为农村地区初中教育出现的一个新问题[4]。
政策学解释则主要可分为两方面:一方面，从社会结构的宏观层面探讨政策改革对教育贫困的影响因素。比如通过研究教育扶贫政策强调政策制定者必须认识到贫困的社会建构性，应通过教育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为“寒门出贵子”创造有利条件[5];还有研究者通过梳理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政策走势，探索具体教育政策对农村教育贫困的影响根源[6]。另一方面，从微观层面探析教育政策对个体教育决策的影响，分析农村家庭如何处于不利处境。比如认为教育政策的变化可能直接影响个体及其家庭在微观层面的教育决策过程，从而成为中国居民教育不平等结构发生变化的重要诱因之一[7];也有研究认为不同背景的农村家庭为了教育目标的最终达成，会依据各自家庭条件和教育政策变化，选择不同的升学模式[8]。
这两种解释各有所长，但对于更为精准解释农村教育贫困问题的根源而言，又还缺乏足够解释力。这源于二者共有的逻辑缺陷—注重对教育贫困之症状的描述、分析和解释，但相对缺乏对其症候的辨证分析和根源性施治。教育学解释侧重教育内部问题的解释，但教育问题产生的根源常常在教育之外，因此从这个取向出发的对策路径常只限于师资队伍建设、课程改革、学校硬件改造等方式，这些改造方式如若遭遇强大的外部因素效果较微。政策学解释关注到教育外部问题，但常常只关注短期性的、资源分配性质的局部，而且在实践上也容易局限于对教育贫困地区的“输血”行为而非根本性的“造血”行为。因此，本研究试图摆脱这两种常见解释的局限，从一种新的解释进路—文化学解释出发，寻求对农村教育贫困更为根源性的解释。研究者借鉴和改造美国人类学家刘易斯(OscarLewis)“贫困文化论”的解释框架，在一个具有典型教育贫困特征的农村地区开展田野调查，重点探究当地青少年为何出现大量失学及集体犯罪的现象，并对导致此现象的文化根源进行剖析，最后对新时代如何发挥教育内外部环境作用以精准治理农村教育贫困问题做进一步政策性讨论。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1.教育贫困问题的文化学解释与理论框架
对于教育贫困的上位研究—贫困研究，历史上主要分为两种解释进路，一种是结构解释，一种是文化解释。结构解释实际上基本和前文所述的政策学解释是类似的，在上世纪早中期更受推崇。但其解释局限在于认为政策调整和短期项目可以改变贫困，因此在实践上带来了很多短期行为。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一批论及贫困文化的经典书籍相继问世，贫困问题的解释实现了一次理论转向—从结构解释转向了文化解释[9]。美国人类学家刘易斯最早将贫困视作一种文化现象进行专门研究，并于1959年首次提出“贫困文化”概念，认为那是“在既定的历史和社会的脉络中，穷人所共享的有别于主流文化的一种生活方式”[10]。他认为贫困者之所以贫困和其所拥有的贫困文化密切相关，贫困者们在家庭结构、人际关系、时间取向、价值观念、消费模式和社区意识方面都存在极大的相似性[11]。贫困文化论认为贫困是一种自我维持的文化体系:穷人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并形成了一套特定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价值观念体系等，一旦此种“亚文化”形成，就会对周围人特别是后代产生影响，也即贫困文化最可怕之处在于具有复制贫困和代际传递的功能[12]。刘易斯的研究具有一个较为清晰的理论框架，即从“全社会角度、社区层次、家庭层次和个人层次”等四个方面解释贫困文化的形成及对穷人的影响。从全社会角度看，贫困文化是一种亚文化，是穷人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穷人因难以获得成功索性放弃努力而信奉不求进取的价值观念。从社区层次看，主要体现为一种贫民窟特有的文化现象，聚居一起的贫民们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相互影响，加速了贫困文化的发展和成型。从家庭层次看，贫困文化的典型表征是家庭结构松散，单亲家庭较多，很多家庭因为贫困导致儿童中途辍学，或难以进入高技术职业。从个人层次看，贫困者通常知识贫乏、眼界窄小，生活无计划、及时行乐倾向严重、自我控制的能力弱、相信“宿命论”，有自暴自弃或自毁的倾向[13]。
那么具体到教育贫困，文化学解释是否适用呢?如前文所述，教育学解释以及政策学解释对于挖掘教育贫困的根源都存在局限。因此即便是如今具有连续性的精准扶贫，也常常难以触摸到贫困者的真实心理，甚至会给当地人带来依赖性，而无法真正摆脱贫困。也即这两种解释进路常常忽视了学校及学生所处的文化环境问题，而这些问题更加需要依仗文化学的解释。此外，从教育事业的属性来说，教育贫困比经济贫困更接近于一种文化贫困。因此，文化学解释进路先天上对于教育贫困的解释有一种亲和力和适切性。当然，尽管如此，如用于教育贫困问题的研究，还应该根据教育的特性对刘易斯的理论框架进行适当修正。“全社会角度、社区层次、家庭层次和个人层次”中的全社会角度是指被研究对象所处的当地社会文化的大环境;社区层次所指的应是被研究对象所处的小环境，对于教育贫困问题而言，尤其强调指向学校场所和环境，因此将其修正为学校层次更加合适;而家庭层次和个人层次则可不变，当然都特指家庭教育文化和个人教育文化和行动选择。因此，借鉴刘易斯的“贫困文化论”并结合教育特性进行修正，可从四个维度来分析某个区域的教育贫困—社会文化、学校文化、家庭文化、个体文化，可能会更加具有适切性。
2.研究方法与过程
文化学的解释很难采用定量研究方法，而更适用于田野调查或个案研究，刘易斯的多数研究也是采用了个案研究法。研究者选择了G省西部的一个小镇及其学校开展个案调研，案例选择一方面既出于代表性的考虑，因为西部地区是G省的欠发达地区之一，其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也普遍较为薄弱。另一方面又出于典型性的考虑:该地当时被公安部列为“全国打击电话诈骗重点地区”，不利于教育发展的地域文化特征比较明显。因此，研究者在2016年9月—2019年1月期间，选择了这个有着“电信诈骗乡”名号的S县M镇开展重点调研。
从当地教育数据来看，M镇在初中阶段的辍学率高于S县其他镇的平均水平，中考升学率又低于其他镇的平均水平。有研究者曾提出绝对教育贫困和相对教育贫困的概念，认为相对教育贫困可以理解为个体受教育年限或状况低于当地平均水平的现象[14]。从相对教育贫困的界定来看，当地具有典型的教育贫困特征。另外，当地经济数据显示，在居民经济收入水平上近年来M镇则略高于其他镇的平均水平，也即经济贫困应当并非当地教育贫困的主因。而在教育政策上，全县各镇基本是一致的，这点从政策学解释出发又难以做出有力的解释。另外，除了县城所在地的中心镇外，其他各镇师资水平、学校硬件水平都基本相当，也即从教育学解释上也难以做出有力的解释。因此，对于文化学解释进路而言，这个地区具有研究意义上的典型性。而现实中很多不同类型的区域犯罪特征比较明显的地区，其社会文化环境与教育交叉影响的情况都与之有相似之处。也即这个案例既有典型性，但一定程度上又具有普遍性。
因此，在文献梳理和前期调研分析的基础上，研究者更为精确地锁定调研对象和更明确地聚焦研究议题，试图从文化解释的角度来分析当地的教育贫困现象与农村青少年犯罪大量产生之间的逻辑关系。研究方法以田野调查为主:一方面，研究者选择了通过私人关系介绍等方式“入场”，运用观察和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先后多次在当地的学校和乡村开展调研，访谈校长、教师、学生、村民等共计60多人;研究者之一还在当地的中学担任了一个多月的实习老师并进行田野调查，获得了较多真实的材料。另一方面，研究者还深入G省某监狱，面对面访谈了9名M镇户籍的电信诈骗犯，挖掘该特定人群的犯罪动机和教育背景并寻找其中的关联。在“贫困文化论”的理论框架下，研究者得以初步勾勒出当地教育文化困境与农村青年从事电信诈骗的逻辑关联。
三、从“失学少年”到“失足青年”:
1.社会文化的“江湖”化:法制权威的消解与“江湖中的学校”
M镇在改革开放初期曾经依靠沿海优势而发展起来一些香精和鱼粉等产业，但其后因为投机作假的因素在业内名声不佳而陷入困境。加上后来又先后两次因电信诈骗而闻名全国，近二三十年当地已经形成了一种投机取巧而又有黑恶势力色彩的“江湖文化”传统。尤其是前几年变成电信诈骗聚集的重灾区，上了公安部的黑名单。M镇B村的一位大学生向研究者描述当年村里电信诈骗疯狂时的情况:“他们用钱买通、贿赂警察，消息来了就跑。”(大学生B2/2017-02-08/M镇B村)随着不法分子利用这条稳固的生财之道势力逐渐壮大，“诈骗—获得钱财—买通关系—继续诈骗”的江湖逻辑不断被强化，促使人们不断追寻“江湖规则”而放弃“法律规则”。
在社会文化充满江湖气息的当地，在校学生们尤其是初中生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尤其在电信诈骗猖獗的时期，假期中当地学生违法“兼职”和“打工”的现象泛滥。A中学的一位主任便提到:“村子里的那些人(电信诈骗者)一见那些学生仔寒暑假闲得没事干，就通过给些蝇头小利，指使他们帮忙到ATM机取钱。而且他们年纪小，就算万一被抓了也无法判刑。”(教导主任/2017-02-14/A中学)这种“兼职”干一次常常能拿到几十元，当地中小学生为了这笔“巨款”是很愿意去做的。在利益的诱惑下，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少年接受了江湖逻辑并游走于灰色地带中，法制权威也随之消解，“江湖中的学校”渐渐形成。
2.反学校文化的膨胀:教育权威的消解与“学校中的江湖”
在法制权威消解的背景下，学校极易遭受江湖文化和江湖群体的入侵，学生中产生一种反学校文化。在A中学，一个有力例证就是代表着教育权威的教师们不断遭遇来自学生的轻视和对抗，教育权威也不断消解。有受访的学生直言不讳:“来这里教书的老师都是很差的。就是隔壁村的人，有多大见识?否则他们也不可能到我们这种农村学校里来当老师。”(辍学少年C3/2017-02-08/M镇C村)对他们中的很多人而言，学校生活很是无趣，而最能挑战无趣的就是做出违背校规而显示出“江湖文化”的事情，这也成为他们的“时尚风向标”。而对课堂的反控制是他们最为常见的挑战教师权威的方式:上课时不时“喝倒彩”，用古怪的腔调回答教师的问题甚至让老师难堪......而课外常见的行为如:在教师不易察觉的角落吸烟，撕毁课本并将书页糊窗，翻墙逃课出去上网......面对生源差、教学秩序混乱的教育现状，以及教育权威不断受到学生“挑战”的情况，当地教师也很容易产生职业挫败感。不少教师对相当一部分学生的期待，已经从原本的“取得好成绩，考上好高中”降格为“安安分分读完三年，别惹事就好”。(N老师/2017-02-09/M镇A村)很多时候，教师对学生的违规行为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见惯不怪甚至有些麻木。
反学校文化的进一步加剧，是学生中逐渐形成不同的“少年帮派”，并经常打架斗殴。在G省开展教育“创强”前，A中学的校园围墙由于年久失修，常有厌学学生翻墙出去;也常有当地的小混混翻墙入校闹事，对此学校和家长几乎都无能为力。研究者在G省某监狱对诈骗犯进行访谈时，其中一位就表示:
“以前在那里读书，有时十几辆摩托车停在校门口等人寻仇。而且学校围墙到处都有缺口，经常有社会青年翻墙进来打架，我的一个同学被打了，叫爸爸过来，后来爸爸也被打。老师根本不敢管，以前有教导主任试过去管，但也被打得很厉害”。(诈骗犯A/2016-12-07/广东省某监狱)而且，被打得多了，学生们为保护自己或寻求报复，也会在私底下与来自同村或玩得来的同学结成“帮派”，以期可以靠人多来打败对手，又或者寻求更有势力的社会青年团伙庇护，“学校中的江湖”也因此形成。这其中大量的反抗学校甚至牵扯黑社会力量的江湖行为，也为不少人后来的犯罪行为做了预演。
3.家庭文化:“读书无用”与“读书无望”并存
M镇在S县虽然并不是经济贫困镇，但整体上经济环境仍然相对落后，外出务工人员较多。研究者向A中学初三学生发放了500份调查问卷，回收到有效问卷458份，问卷回收的有效率达91.6%。问卷统计发现，在M镇大多父母缺乏足够的时间来陪伴孩子:与父母一周相处时间少于5小时的学生超过50%，更有接近四分之一的人与父母一周相处时间少于1小时，也即基本属于留守儿童之列。
对于留在M镇就读的学生来说，家庭教育缺失的问题非常严重。因为相当一部分孩子的父母长期在外做小生意或打工，孩子的日常学习与生活基本都由祖辈负责。据A中学的校长介绍:“目前有一半学生的家长外出打工，基本无法出席家长会，更别说接受日常的家访，通过老师了解自己孩子的现状了。”(A中学校长/2016-12-02/校长办公室)家长关爱的缺失使得教育基本没有在他们心中占有足够的分量，学校的教育权威也自然难以树立。在监狱接受访谈的9名M镇籍电信诈骗犯中，也多有留守经历，其中2人是在单亲家庭中成长;1人更是父母离婚两人都不管，长期跟随外婆长大—“在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从我4岁到现在都没有再见过我的父亲。母亲长期在香港生活，我就一直在家乡跟着外婆长大。因为缺乏家庭的约束，从小就是玩耍着长大的，根本不会去想着什么读书之类的东西，玩是最重要的!”(诈骗犯D/2016-12-07/广东省某监狱)
但是，对于M镇的很多农村家庭而言，其家庭文化又有着特殊之处。一方面，因为当地的重商轻工文化，加上之前不少没读多少书但靠一些冒险甚至不合法经营赚到钱者带来的“示范”作用，“读书无用论”在当地颇有市场。多数家庭对读书并不是很看重，“还好是有九年义务教育这个限制着学生们，使他们一般是初中毕业以后才出来混社会”。(L老师/2016-12-01/S县某中学)另一方面，因为当地教育质量较差，留在本镇就读的学生和家长也大多对教育不抱希望;加上如今就业门槛的提高，很多学生读完本科甚至研究生都很难找到合适工作，当地很多学生和家长都对这种漫长过程的“教育赌博”更加缺乏信心，一种“读书无望”心态也随之产生。有研究者曾通过河南农村的案例研究，提出“读书无望”比“读书无用”更能准确概括农村底层居民对学校教育的认识[15]。但对于本研究的案例而言，“读书无用”和“读书无望”两种心态并存，这也大大降低了家长与学生的教育投资动力，而与之相对地衍生出一种短期投机心态，也为当地的辍学率高发和青年集体从事电信诈骗埋下伏笔。
4.个体文化与行动选择:从“失学少年”到“失足青年”
在社会文化、学校文化和家庭文化三者皆对教育不利的背景下，显然会对当地学生的“资本”与“惯习”造成不利影响，学业成绩欠佳和厌学也自然而然产生。从教育部数据来看，如今厌学已经取代贫困成为导致农村学生辍学的最主要原因[16]。因此，在当地学校中每提升一个年级，学生的流失就越厉害，到初中毕业时达到高潮。据了解，近年来A中学初中升读普通高中的学生大约占50%。初中毕业后就不再升读的学生，相当一部分是因为学习成绩不好，很难达到当地设定的普通高中入学分数线，又不愿意去读中职学校，所以只能放弃学业。还有一些学生早早就觉得升读高中无望，甚至干脆直接选择辍学，提前去社会上历练。“我们一个班的同学，真正认真读书的可能就两三个，其他都是随便混，很多人混不到初中毕业就出来社会了。”(诈骗犯C/2016-12-07/广东省某监狱)
对于农村中学的学生来说，初中毕业处于最为重要的教育分流阶段。按照目前的教育政策和规定，基本思路是将中考成绩处于低分段的学生分流到中职学校。当地比较严格执行普职1∶1分流升学的政策思路，但大量的农村初中生也因此失去了升读普通高中的机会，只能另选出路。而当地重商轻工的文化观念又非常重，很少家长愿意让孩子接受职业教育。因此，如果不能读普通高中的话，事实上不少M镇少年就会基本失去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也同时失去了通过高中教育来安稳地度过青春迷茫期的最好机会。而成长中长期受江湖文化侵染的他们，常常要么与原来的兄弟帮派一同闯荡江湖，要么与自己境遇相同的人结成不良群体再次上路。无论哪种情况，“失学少年”更多是留在与不良伙伴交往的圈子中，原本在“江湖中的学校”和“学校中的江湖”中形成的错误社会意识和不良品质行为也不断得到强化。“我走上这条路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身边的朋友个个都是好吃懒做，整天都是打游戏打麻将，都希望不用做都能赚到钱。我有个朋友打打电话一年就赚了十几万，实在是太有吸引力了。”(诈骗犯C/2016-12-07/广东省某监狱)
随着年岁渐长并在群体带动下，他们会被动甚至主动参与到彼时在当地盛行的电信诈骗违法犯罪活动中。“失学少年”很容易就转变为“失足青年”，地域色彩很强的电信诈骗者的再生产链条也得以形成。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力图从一项田野工作中获得材料，借鉴并修正刘易斯的“贫困文化论”理论框架，从社会文化、学校文化、家庭文化和个体文化等四个维度对农村教育贫困问题做出一种文化学解释。研究结论可以简要归纳如下:由于电信诈骗曾经风行，当地的社会文化具有“江湖文化”的典型特征，导致法制权威的消解，当地学校成为“江湖中的学校”;受“江湖文化”侵染，当地初中学生反学校文化膨胀，导致教育权威的消解，“学校中的江湖”逐渐形成;加上当地家庭文化中“读书无用”和“读书无望”心态并存，短期投机行为在和漫长教育过程的博弈中占得上风;最后，在初中分流阶段遭遇普职1∶1分流招生政策的机械推行，“失学少年”大量产生，他们缺乏就业基本技能但又梦想“一夜暴富”，很容易参与到集体电信诈骗中去，成为“失足青年”，并使电信诈骗行为实现“再生产”。从这个典型案例可进一步做出推论:社会文化的江湖化会造成学校内部反学校文化膨胀，加上家庭文化中“读书无用”和“读书无望”心态并存，个体在就学中容易产生短期投机行为，从而产生群体性的农村教育贫困。
相比以往更常用的教育学解释和政策学解释，文化学解释取向更利于触及农村教育贫困问题产生的根源。当然，必须再次说明的是，本文所选取的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特殊性，属于某种类型的区域犯罪特征比较明显的地区，其外部文化环境对教育的影响程度可能更深。但是，从当前全国各地“扫黑除恶”行动的情况可以看出，在我国不少的农村地区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类似的情况。也即研究案例之本身具有典型性甚至特殊性，但从其研究发现所获得的解释和机理在很大程度上又具有普遍性。因此，结合本研究的发现和推论，试图对新时代如何精准治理农村教育贫困问题做进一步的政策性讨论。
1.精准识别教育贫困尤其是农村教育贫困，是开展教育精准扶贫的工作的首要前提
一方面，要精准识别教育贫困对象。从当前精准扶贫的工作实践来看，精准识别贫困群体过程中经常会出现规模排斥、区域排斥、人为排斥等问题，带来扶贫对象识别偏差的可能性，导致不少应当重点扶贫但又没被纳入精准扶贫体系的盲区[17]。而对于教育贫困地区和群体的识别，更加需要注意，不能只是简单地套用经济贫困地区的标准。教育贫困与经济贫困有一定相关，但并不是经济越贫困教育就越贫困。从本案例来看，当地经济并不是特别贫困，也不符合精准扶贫地区划分的一些指标性条件。但从辍学率和现实中暴露的问题来看，当地却显然属于较为严重的教育贫困地区，在教育精准扶贫中尤其要关注这类处于“盲区”中的地区。另一方面，要精准识别教育贫困产生的根源。比如研究发现当地陷入教育贫困的主因并非贫困，而青少年厌学也只是教育贫困的一种表现而非根源，其根源更主要在于外部文化环境所带来的影响。
2.农村教育贫困的精准治理需要“内外结合”和“软硬结合”
当前对教育贫困治理的思维还是比较单一，也即过于依赖政策和偏重学校内部硬件建设。但即便硬件设施提升，如果江湖亚文化充斥学校，校园文化环境、恶性教育生态并未得到有效改善，所发挥的作用还是极其有限的。因此需要“内外结合”和“软硬结合”，通过改变社会文化、学校文化和家庭文化以实现当地教育文化土壤再造。这显然并非只依靠学校或教育部门便可实现，更要发挥政府“元治理”的核心主体作用，构筑多元协同参与的教育精准扶贫格局[18]。尤其是对于社会文化问题较为严重的地区，加强政府作为，打击涉黑、涉骗犯罪，创造更好教育环境，是重中之重。从研究者近期对当地回访的情况来看，近两年当地各级政府都出台各种有力举措打击诈骗，加上“扫黑除恶”行动后力度更大，目前“诈骗乡”称号已经摘牌，教育外部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后学校风气和学生表现也都有明显提升。
3.允许不同地区采取因地制宜的教育分流政策，引导农村青少年产生良性教育文化和生活方式
真正理解贫困，需要文化解释与结构解释的结合:“其实，任何结构取向的制度解释里一定会包括文化因素;而文化取向的贫困文化解释又或多或少有制度的约束因素”[19]。M镇江湖文化和重商轻工文化色彩较浓，当这种文化遭遇普职1∶1分流招生政策后，催生当地初中出现大量“失学少年”，并成为电信诈骗者“再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应成为治理中的重点。如今我国高等教育迈入普及化阶段，加上高考适龄人口处于低峰期，很多高校开始面临招生困难，需要作为“供给侧”的普通高中扩容;而“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很多产业对密集型技术工人的需求减少，中职教育自身也面临着发展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需要重新评估普职1∶1分流招生政策以适应变化。即便在未做政策大变革的前提下，也应当允许不同地区能够因地制宜。特别是对这类具有特定地域文化的地区，升学政策的施行不应该“一刀切”。比如可以建立综合高中，让学生在就读期间既能参加普通高考，也可选择完成职业高中课程直接就业或参加高职院校的分类招生。总的原则是既应让学生拥有更多的自主选择权，也可使教育分流的年龄段相对推迟，使更多农村青少年能够继续在学校环境中度过青春迷茫期，并在学校环境中采取多种措施推动其教育文化和生活方式向良性发展，从而也最大程度上抑制甚至斩断“失足青年”生产链的形成和反复。
陈先哲: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广州市教育治理现代化高等研究中心研究员
全俊亘:华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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